一个盗贼翻到院子里，偷摘了树上最大的一个苹果。摘下之后，盗贼发现苹果还太青，根本不能吃，于是骂骂咧咧地将它丢进垃圾箱。
农民就是那只可怜的苹果。
马唯利笔试考了370多分，成绩公布那一天，他乐得屁颠儿，脸上挂着范进的表情，一头扎进了卖店准备开瓶香槟庆祝。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成绩单，简直乐昏了头，突然感觉角落里也有个人看着他微笑，让他不寒而栗。马唯利惊恐地抬头，发现农民正在柜台后面冷冷地盯着他，那笑容很惨淡。
站台上到处都是哭声，送站的哭，被送的也哭，有小姑娘也有老爷们儿，有平铺直叙的也有跌宕起伏的。卢真乘坐t83次列车回北京，那里等待着他的有月薪五千的工作和端庄秀丽的老婆。卢真把头探出车窗，对我和农民说：“你丫哭一个吧，也好让我有点成就感。”
“滚人家都是功成名就，喜极而泣。我俩都tm这模样了，你还有没有点良知”
“我怎么都觉得没气氛呢。”卢真晃着大脑袋说。
“要气氛那您老自己干嚎两声啊。”
车就要开了。一听见吹哨，卢真的脸上立马出现了两行清泪，比上眼药水都快，大陆演员要是有这功底儿，那奥斯卡提名早就手拿把掐了。
“妈的，我都哭成这样了你们还笑”卢真说。
傻x，还记不记得入学时香山的臭老道给你卜的那一卦
我停了笑，很郑重地对他说：“你不知道了吧，我和农民看着你毕业了就好像我们自己也毕业了，对于我俩来说，唯一的，最隆重的毕业仪式，就是在今天，像这样把你小子送上火车，以后再看着你小子荣华富贵”
我也有些说不下去了，我看见农民也哭了。
火车缓缓地开动，站台上的哭声彻地连天，真的让人心醉。其中以卢真的哭声最大，哭得最傻，鼻涕眼泪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我看着火车慢慢淡出视野，心里像一枝开败的花，再也无法抗拒的凋零：
大学，以这种方式，结束了。
好几次，我也想哭，在没人的时候，我会把毛巾铺在脸上很认真很虔诚地难过一阵，可是毛巾还是干的。
那是不是就代表我没哭
隋棠此时也完成了毕业答辩，之后到高新园区的一家日本独资企业做前台。前台的工作极其枯燥，每天八小时都在台子上度过，早晨九点准时上班，我称之为“坐台”，晚上六点按时下班，我称之为“出台”，下班前还经常有鬼子上司来马蚤扰，邀她坐顺风车“出台”。来了客人，隋棠要负责接待，称之为“接客”。前台不是隋棠的理想，她的理想是去电台，电视台做播音员或者主持人。然而我们的第一要素是生存，理想只是茶余饭后的奢侈品。广电中心不需要新人加入，生活却需要你为千余元的工资折腰。
大学四年可以彻头彻尾改变一个人。比如，可以让一个自卑的人变得自信，如果他自信过了度，还有可能变得自负，如果自负也过了度，没准儿会去自杀。同理，这四年也可以让一个尼采一样牛叉的人从嚣张恢复到自负，继而自信，亚自信，直到自卑。四年前，也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看谁都不顺眼，感觉自己前途无量，活生生一尊没捞着爆发的活火山。那时，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等老子毕业了后来，我发现自己原来是座休眠火山，有气无力，纵有一肚子的雄心壮志，只能在自己心头翻腾。
四年过后，我再也不觉得自己牛叉，并且明白了有很多人呱呱坠地的时候就注定了比我强。
如果在胚胎阶段就有思维，我会祈求上帝给我一副好皮囊，这皮囊仅仅用“好”来形容是不够的，一定要巧夺天工盖世绝伦。5岁拍广告，10岁出唱片。长大就更牛了，去海选，拍戏，当模特
如果上帝的手一哆嗦，把巧夺天工刻成了鬼斧神工，那也没关系，要就要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创意。如果长了一副修长的脸就去当主持人，如果长了一副饼子脸就去办个什么社说相声。
如果这个胚胎的长相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很遗憾，第一条路暂时封死。那就期待父母是某公司的ceo或者是高官再或者有点什么海外关系。
如果父母既不是ceo也不是高官也没有海外关系，那就拜托父母多多努力，在这枚胚胎长大成丨人之前成为ceo，高官，弄出点海外关系。
如果以上要求通通达不到，那这枚胚胎的未来既悲惨又堂而皇之用“奋斗”去创造吧。
我的长相距离偶像派有一定差距，并且身无长物，不像某些主持人生得那么诡异。我的父母都是工人，我家祖宗十八代里连个居住在沿海城市的都没有，更不会有什么海外关系。所以我常常感到泄气。
悲惨的胚胎长成了悲惨的一代，有成就的寥寥无几。我正在目睹着这个城市里同龄人奋斗的艰辛，运气好一点的，找到了月薪三千的职位，于是每天拼死拼活地耕作。运气不好的，每天拼死拼活地寻觅着这样的职位
我想起政治书上记者采访放羊娃的那段。记者问他：为什么放羊他答：剪羊毛卖钱。记者问：卖了钱做什么他答：娶婆娘。记者问：娶了婆娘做什么他答：生娃。记者又问：生了娃做什么他答：放羊。
那是别人的生活，正在成为我的。
但我知道那不应该是隋棠的，以她的优越条件和能力绝对可以在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