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是刘一民想进军地中海，顺路插手中东，美国人也想，十分的想。问题是中东是老牌殖民者英国的传统殖民地，是英国的资源供应地，没有正常理由，美国人也很难插进去。刘一民这个提议，完全符合美国人的胃口，美国会想法设法做英国人的工作的。
霍普金斯、尼米兹、包瑞德去向美国国内汇报了，刘一民开始集中精力处理日本的政治体制问题。
裕仁天皇签署投降书后，小矶国昭内阁已经没有存在必要了，内阁成员全都得被抓起来审讯定罪。
本来，这个时候应该在日本搞民选政府，但是刘一民扒拉来扒拉去，竟然在日本找不出一个坚决反对侵略战争的政治家和陆海军将领。也就是说，找不到有名望出来竞选或者组阁暂时维持日本政局的清白的政治人物。
这是我军占领日本，不是美军。
历史上美国人给日本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定罪的最主要标准就是是否参与策划和实施太平洋战争。
苏联给日军将领定罪最主要的依据是在张鼓峰事件中的表现。
因为标准不同，西尾寿造、畑俊六、冈村宁次这三任日军侵华总司令都能安然无恙。组织对重庆大轰炸的日本海军主要将领米内光政、井上成美甚至被日本人吹嘘成了反战英雄。其实，他们只是在战争初期反对日本陆军扩大侵华战争，当侵华战争扩大后，正是米内光政、井上成美等人指挥海军掩护和支援日军攻占武汉，并进而对重庆实施大轰炸。美国人说他们无罪是因为他们知道打不过美国、不支持太平洋战争而已。其实他们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被苏联人俘虏的关东军最后一任司令官山田乙三也能减刑返回日本安享天年，而在张鼓峰事件中与苏军谈判的重光葵反而被苏联一口咬定属于甲级战犯，可见双重标准多么厉害。
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了，日本人打了日苏远东战争，害得苏联不得不归还占领的中国领土，还被迫签订了《日苏友好中立条约》，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出卖中国的嘴脸，丢人不下。现在，苏联对日军的恨意滔天，不但在西贡宣言、西贡公告上签字，还果断撕毁了《日苏友好中立条约》，赶上了对日宣战的末班车。因此，苏联代表不再以石门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为标准了，而是要以是否参与策划和参与实施日苏远东战争为标准了。可惜，关东彻底覆灭了，实施远东战争的日军关东军将领绝大部分都死在了我军的枪口下，剩下的也成了我军俘虏，还关在东北的监狱里呢。苏联人的眼光就也死死的盯着日军大本营那些策划、决策发动远东战争的头头脑脑身上了。
日本国内政治人物和将领中没有真正坚持反战立场的，但是日本**一直是坚持反战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是反战的，东野大军中的日本救**也是反战的。这个时候该是他们登场的时候了。当然，作为穿越者的刘一民，同样不希望日本将来变成一个体制僵化、没有活力的岛国，那样未来的世界就少了许多精彩。
就在受降仪式结束的当晚，刘一民在黄海号航母的舰长室里召开了各国中美英苏四国代表会议，中国的周副主席、王宠惠、美国的霍普金斯、英国的贾德干、苏联的莫洛托夫出席了会议。研究讨论日本战后政治体制问题、战后经济复苏问题、战犯审判问题、战争赔偿问题等四大问题。
为了减少扯皮时间，刘一民先把自己的设想说了出来，然后让各国代表讨论。一、日本政治体制问题：本着彻底解除日本的武装力量、避免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次威胁世界和平的原则，废除天皇制，逮捕裕仁天皇，交国际法庭审判，准确量刑，皇族平民化，建立民选和平政府。考虑到天皇制对日本的影响，作为过渡措施，由裕仁天皇长子明仁继位，剥夺天皇的领导日本政权的权力，仅仅作为日本国的象征。过渡期二十年，二十年后明仁天皇向全世界公告退位，天皇制度彻底结束。在日本鼓励建立各种排除军国主义色彩的和平政党组织，通过竞选组建日本政府和议会。在民选政府暂时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由盟军向日本派驻总督，在日本实行总督领导下的过渡政府负责制，期限三年。三年后，日本进行大选，取消总督领导的过渡政府。日本国度政府由坚决反战的日本左翼政党领袖野坂参三担任过渡政府首相，过渡政府设外交、民政、教育、交通、商务、建设、警察等部门，在首相领导下开展战后重建工作，对盟军驻日本总督和日本议会负责。日本不设陆海军，对外防务由盟军驻日本部队、也就是由中**队承担，日本国内治安问题由治安警察承担，设日本国治安警察总队，由东野的日本救**改称，木村一郎任内阁警察省长管，加藤正南任治安总队总队长。日本国治安总队实行兵役制，征召家世清白的日本青年入伍。二、日本战后经济复苏问题。考虑到大轰炸对日本的破坏影响和日本赔偿战争损失的需要，鼓励和支持日本发展和平经济，禁止发展任何军工企业，各国可以与日本自由贸易。三、战犯审判问题。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凡是鼓吹、策划、发动、参与侵略战争的日本军政要员均视为战争犯，彻底清查，一律逮捕，交由国际法庭审判；由各同盟国法律工作者组成东京国际法庭，按照甲乙丙丁四哥等级给战犯量刑。初审判决后，战犯不服的可以上诉，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