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有些人和事的同情是出于无奈，因为，在特殊的时代和环境中被特殊的意识所挟持，实际上一种对自由的禁锢，锁链和锁链相互缠绕必定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制约，而思想的桎梏却是来自一种意识对另一种意识的侵犯，比如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斗争，那便是剥夺人思想自由的一个较为长期的束缚期，一类人对一些人主观地下着定义：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等等，这些被定义的人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被打倒了；而那些给人下定义的人的思想却被一种意识牢笼了，他们不让别人思想，而他们自己却按另一种程式化的东西机械地思想，换言之他们失去了思想的自由。
我的母校，我最后接受课本知识的地方，也曾是我生长过的地方，当我三岁的时候，父亲挨整下放到干校，我被送到了舅舅家，在这所停了课的大学里生活了两年。
那时，学校属于半瘫痪状态，有的只是工农兵学员和亚非拉社会主义亲善国的留学生，越南的留学生特别多，那些戴着斗笠的皮肤黝黑的越南人，无论什么季节脚上都穿着呱嗒板，尤其是到了冬天很滑稽，头上戴斗笠，脚下呱嗒板，身上穿棉袍，他们总找我们这些说普通话的孩子，夏天拿釉子逗我们说话：“小绷（朋）有，里（你）好！”，我总是挥挥手：“你好！”，他们穷追着：“请再说？”，我便不断地重复着，直到他们把釉子硬塞在我怀里，但到了家，舅舅便教训到：“怎么能随便要人家外国人的东西呢？”，我解释着：“我教他们普通话，他们硬给的。”，舅舅换了口气：“哦，是换的，那就多教他们，但最好别接受东西。”，舅舅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却是个很懂礼数的人。想起8o年代初的那场对越自卫反击战，无法和我所见到的越南人联系到一起，也许战争中的他们才体现出他们真实的本质，我记得有一句话：帝国主义，你不打，他不倒。我们帮助越南打走了美国佬，可长期被法国佬奴役的高棉人又反过来打我们，中国用精良的大米和无偿的劳工支援了他们，他们反过来对我们挑衅，实际上我们演了一出现代的《东郭先生和狼》。
那时，我们学校最出名的不是现在的考古系，而是被称作“红楼”的政治系，现在叫哲学系。红楼的大概含义便是又红有专，主要内容是马列研究，爸爸曾在那里给大学学员讲过政治经济学，现在叫科学社会主义。那是第二年的夏天，我在楼道里等爸爸下课，满耳朵都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黑格尔、相对论、科学与实践、矛盾论、相对论等等，不久，下课了，那个教授模样的被管教分子悄悄到爸爸跟前：“盛老师，不敢再讲黑格尔了，当心说你右倾？”，爸爸笑了：“也看黑格尔，马克思的理论来源便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是马克思的老师，更是的老师，这有什么？我们头顶的白天，晚上美国人也用来照亮，难道要用红布遮住？可笑！”，那位教授说：“那些红卫兵一听到外国名字，便认为是修正主义。”，爸爸很无奈：“真是无知！列宁、马克思、恩格斯不都是外国人吗？”。这给我幼小的头脑中种下了一个探究事物根源的种子，当我上小学时，看到《列宁哲学笔记》时，曾记住了许多俄国（那时叫苏联）人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伊万尼奇、伊万.伊万诺夫那，列宁的夫人叫那康克鲁普斯卡娅……这些来自红色政权国家的名字，都是外国人的代表符号，可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一切外国人都打上特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等烙印，实际是因为他们的无知，直到现在，仍有人在怀念那个疯狂的“主义”时代，我们曾用了几十年在探讨主义，在给各种意识形态下定义，而人家一直在搞经济建设，结果是我们的主义被否定，而我们的经济落后了人家一大截，试问：主义能当饭吃吗？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初级阶段是较为客观的，而他更为正确地更正人们要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国民经济建设上，这却恰恰印证了毛、泽东的话：落后就要挨打。
我被爸爸送到了舅舅家，然后，他便又回到干校去了。正因为爸爸在红楼里讲过课，我便特别喜欢到它前面的广场上玩，广场的正中心是一个三层台阶，每一层都开阔有观礼台，最中央也就是最上上面是全身塑像，老人家每天早上都要接受红卫兵们的忠字舞敬拜，风吹雨淋的，很是辛苦，但到了傍晚红卫兵们还不让消停，他们要在广场上练习打腰鼓，到了哪条最高指示表了，这里更是锣鼓宣天，口号声声震耳欲聋。身后的校礼堂里还要进行专题演出，那是个疯狂的时代，也是个完全的中国式革命时代，不管你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政治运动的浪潮什么时候都使人们充满革命斗志。可是和谁斗呢？与天斗，天要下雨无法制止；与地斗，地震来了都得逃生；与人都，两败俱伤。在各种斗争中仿佛有什么乐趣，但其实质精神空虚的泄和对贫穷导致的疯狂，问什么现在会出那么多贪官污吏？也有主义在他们头上戴着：拜金主义。《圣经》上说，拜金钱就和拜偶像一样。两者的结果都是丧失正常的良知。
在没有政治学习的时候，即使是白天，红楼里也是静悄悄的，孩子们没人敢进去，我问表弟：“为什么不到这里去玩玩？”，表弟胆怯地告诉我：“红楼里死过许多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