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伦可比柏贵看的透彻，柏贵对自己手下的县官很失望，觉得如果是自己当年做县令的时候，绝对不会把局面弄成现在这样，事实上，如果换成他也一样。
这根本就不是个人能力问题，而是一个资源多寡的问题，如果说东莞和香山两县县令，一开始还有机会自己平复乡勇聚众的话，新会和鹤山两县县令是根本没有机会制止械斗的。
广東土客械斗是咸丰四年爆发的，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当时的总督叶名琛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防止太平军势力渗透津两广，以及四处镇压借机起义的天地会，当时连这个总督都没资源去处理土客械斗的问题，更不用说这些县令了。
由于叶名琛没有兵力顾及鹤山，而鹤山当地也爆发了洪兵起义，恰好第一个起来抵抗的就是客家乡绅。
咸丰四年，一支洪兵首领冯滚带兵攻破鹤山苍城，驻扎在开平北部靠近鹤山的古儒都，向附近的云乡打单，云乡一带山高林密，也是一个客家人聚居区，征粮队被客家乡绅高三拒绝，前去征粮的人员被杀。冯滚立刻联合附近的洪兵配合攻打云乡，又被客家团勇击败。洪兵派人潜入云乡，将高三的小儿子杀害。高三发誓要报复，倾家荡产组织客家武装与土人对抗。
这就是客家人开始组织乡勇的起因。
可以说一开始只是洪兵武装跟客家地主个人恩怨，可是不久之后，鹤山县令手下一个客家武举人，名叫马从龙的家伙趁乱而起。
马从龙先是陈请两广总督叶名琛允许他组织客家练勇助剿，叶名琛当时兵力不足，加上绿营的战斗力在洪兵面前总是一触即溃，叶名琛同意了马从龙的建议。
马从龙拿着两广总督的手谕，串联鹤山、高明、新兴、恩平、开平、阳春等六个县的客家乡绅会盟，制定六县客家人同心剿匪章约，以云乡、大田为大本营，积极组织客家武装。
到这里本也不是坏事，至少对官府和想要获得安全的百姓来说都是如此。
但是马从龙组织起了悍勇的客家山民后，很快就攻占了靠近云乡的几条土人村庄，但他的行为令人发指，他放火烧屋杀人无度，直接导致客家练勇的性质变化。
广府人跟客家人本来就有些恩怨，比如因为田地问题，学额问题，争斗了几百年，但大多集中在通过正常的关系，比如培养各自的子弟读书做官，从而利用政治理论压制对方，这算是一种比较良性的竞争，因为这种竞争是能提高双方文化水平的。
但是有竞争就有不满，尤其是广府人一直占据优势，比较歧视客家人。
广府人称客人的语言是南蛮结舌，直接否认客家人同为汉人的身份。客家人的一些习俗也让广府人不容易接受，比如客家人的‘洗骨检葬’，先要把死人埋葬，等肌肉腐化后，在把骨头挖出来用水洗干净，置于瓮或木匣内再行安葬，这种丧葬方式跟传统的入土为安观念格格不入，因此也被认为是蛮夷习性。甚至像新会这种土人占优势的县的县志中都要给“客”字旁加“犬”来称呼客家人，就如同汉人曾经给其他民族起的犬儒、鬼方之类的名字一样。
因为语言风俗的不同，广府人一直坚持客家人不是汉种，是蛮夷民族。但是客家人却更坚定的坚持自己的汉家身份，找出多种证据予以反驳。比如他们的语言跟当地人不同，他们就说他们的话是中原正音，他们的语言读古诗更押韵，反倒是广府人语言粗鲁，坚持自己是根在河洛，情系中原，是地地道道的中原汉人，甚至血脉上比北方人还要纯。
对于这种文化之争，朱敬伦知道纯粹是闲扯淡，谁纯不纯鬼知道，肯定都是汉人无疑，从相貌上根本分不出来，服饰上稍有诧异，但是都重视教育，都兴办学堂，读的都是中国古典，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标志，至于口音轻重，丧葬习俗不同，都是旁枝末节。
后世客家人遍及四海，开放之后，海外客家人返乡投资，一时间客家人的声音大起来，族群自信心也膨胀起来，敢把自己是最纯粹的汉人的大旗打起来，新中国开国元勋中多有客家人，也大大提高了内地客家人的地位，这才没人再歧视客家人。
但是这个时代，客家人确实是一个备受歧视的族群，但朱敬伦坚持他们肯定是汉人。
至于跟广府人相互之间的冲突，根源上并不在什么文化，而在于经济，在于生存空间，大家同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生存，你儿子多吃一口，我儿子可能饿死的时候，难免有冲突，这种冲突是全方位的，主要以土地和学额为焦点。
在土地上，本不该有什么矛盾，一个在平地上居住了上千人，一个则善于开辟荒山，应该是两不相干的，事实上，客家人搬到鹤山等地两百多年，一直都跟土人没有太大的冲突，即便有观念上的诧异，也不可能爆发成内战规模的械斗啊，为什么会在这时期爆发。
唯一的原因就是人地矛盾，经过两百年的繁衍生息，广府人和客家人人口都膨胀起来，因此原有的土地不够耕种了，广府人来得早，因此占了平地，客家人把山里能开的地开完了，迫不得已就租种土人的地，甚至有的客家人开的山地，山都是本地人的。
中国人几千年来重农抑商，经济主要就是集中在土地上，因此把土地经济玩出了花来，一块田地都分成田骨和田皮，田骨就是所有权，以官府颁发的盖红章的地契为依据，称为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