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爱人匆促地冲入屋里，扶住了母亲。而韩二水身边又已先她一步多添了两个年轻同事——一男一女。爱人不认识韩站长，见屋里有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忙问：
“请问谁是韩站长？”
“你是哪个？”那个脸小肉横的家伙对视着她。
“我是林泽祥爱人，他怎么都那样了？谁是韩站长？”
“他就是韩站长。你男人太可恶了！”女人的脸皮肿胀发白，头一扭，靠向了韩站长，“还敢欺负领导？”
“韩站长你为什么那样欺负我丈夫？”爱人惨痛发问。
“怎么还说我欺负他？”韩二水脸皮一拉，大声就叫，“明明是他那个疯子来这闹的。”
“怎么说他疯子？他不是来闹的，他是跟你商量上班的！”
“他都同意过病休了，他那个疯子能上班吗？”
“啊……还说他疯子……他怎么不能上班？”
“他就不能上班了。”程站长又不知廉耻了，但他却知“护主”的。
“程站长，人要脸树要皮！”母亲伤心地摇头，“林泽祥健康地大学毕业，来到你们汽车站才被糟蹋致病的，那次病假回来上班，这几年他都在不断主动、积极地为单位做着宣传工作，如果不能工作，这怎么讲？谁不明白你们是在排挤人！”
“嚄……”
程站长无话可说了。而另一个警察向韩二水点个头，也下楼了。不过，韩二水的狂劲更大了，他立刻接过口舌：
“你们别在这乱讲排挤人，病假也是他自己同意的。”
“那，就算是他自己同意的，你也不能讲话不算话——原来只是要他病休一段时间，总不能老是这样拖下去呀？而且他每次与同学谈到工作，就很想上班，他总不能学无所用，何况已经病休三年，哪能再这么绞心不断啊？”爱人立即说明了真正的原因。
“这个汽车站，我是站长，就是我说了算。”
“做人，你不要太嚣张了！你头上还有领导呢。”母亲警告他。
“我对哪个领导都是尊敬的。”
“你那叫尊敬吗？谁都明白，要真是那样，你也不会排挤林泽祥——糟蹋知识分子了。”
“还敢说我这是排挤，就是排挤又咋样？”
“中国还有法律，还有警察！”
爱人也警告他，且不由地左右瞧瞧，可是，另一个警察也已经不在了。她当即想到我了，就对母亲说：
“妈，我们快去看看泽祥吧！”
“哦，对！”
母亲当即理解了她对我的担心，回答得同样心急。于是，她们慌忙下楼，然而却来迟了。因为这个警察一到治保科，与前面的警察在门外嘀咕几句，就蛤蟆嘴一张，向我招手：
“走——”
我一听非常高兴，以为是去处理此事的，便二话没说而随着他俩走出了候车室。当然，阿三与小皮仍跟在后面。路边正停着一辆小中巴车，门上印有“公安”二字，顶上架着警灯。车门已经打开，驾驶位和副驾驶位上面各坐着一个警察。喊我过来的警察朝副驾驶位上的警察说：
“带他去医院。”
“哦，将人带上来。”
副驾驶位上的警察身子向后一扭，漠然地看我一眼。然而，我以为自己得救了——可以到医院治疗一下身体被打的疼痛，所以更加高兴，就没让他们费力，自己忍痛扒着门把手，使劲地上了车。接着，这两个在汽车站办公的警察相互得意地笑笑，立即从外面关上门。
“警车”呼啦一声就开走了！
还是上午，警车里面虽然很“暗”，外面却高亮着阳光。不过，我已经奇怪，因为警车不是开往市区几大医院的，而是方向郊区的，但思索省城的医院很多，所以我也就没在意了。
然而，母亲与爱人已经陷入焦躁之中，因为她俩赶到治保科时，我却没了。她俩急切四顾，但也不见我的身影，而两个治保员阿三与小皮的脸色仍是妄自尊大的。母亲慌忙请问郝科长：
“科长，请问林泽祥呢？”
“哦，他们警察带他出去了。”
警察的办公室也在候车室里，一南一北相对着治保科。于是，她俩疾步跑过去。两个警察已经返回办公室了，正悠闲地抽着烟、喝着茶……屋里竟然又不见我，从惊奇到意外，爱人忙问：
“哎，我丈夫在哪？”
“韩站长反应他患有精神病，来单位无理取闹，已经送去精神病院了。”一个警察三角眼一转，弹弹烟灰。
“怎么？你们怎么说他是精神病人？……”
母亲已经急得说不下去。爱人立刻辩白：
“我丈夫只是癫痫病，而且多年没犯了，这是韩站长在诬陷人呀！”
“他没病，怎么还来单位胡闹，就该到医院。”另一个警察蛤蟆嘴一张，居然怒色训斥了。
“他是来商量上班的。”
“那他怎么还跟韩站长胡闹？”
爱人已经心急火燎，讨厌与他啰嗦，就再次发问：
“啊，他去什么精神病院了？”
“医院会跟你们联系的，”另一个警察无聊地一扬手，蛤蟆嘴更显眼，“你们回家等着吧，别在这闹下去了！”
呀？话出即明！原来这两个警察是背后偏向韩站长的，根本没有公正处理此事。因为我工作多年，由于痛苦的遭遇，神经确实受到过极大的刺激，但尚未患上精神病，只是癫痫病，且已经很久没犯——这一点，正义的同事们都是可以证实的。现在